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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秋玲:我相信“社区”的力量,英雄可以是一群人

2019/2/21 10:42:24

吴秋玲,社会企业Upbeing创始人



清晨的阳光像一双巨大的手,将笼罩着原始山脉的白雾轻轻拨开。潺潺的溪水在田舍间蜿蜒流过,沿途尽是孩子们的欢声笑语:个头还不及锄头高的男孩,已经将耕地的把式学得有模有样;电动三轮车载着一群孩子“嗡嗡”地驶过,他们准备去慰问村里的老人,正七嘴八舌地讨论着活动方案;小画家们给村里的红砖房画完新的涂鸦墙,将花花绿绿的手印按在白色的T恤上,自豪地喊道:“高级定制!”


这是广东汕尾的莲花禅谷,Upbeing(原心教育)正在这里开展第四个社区学校的实验,此前他们已成功开展了三次实验,包括将上海的两个空间转化为学园,以及藏区的一个生态村实验。在这里,不同年龄的孩子们在导师们的指导下,亲自设计他们心目中的新式学校。吴秋玲是这个项目的带头人,也是这家社会企业的创始人,从2012年起,她行走于世界各地的生态社区,试图寻找一种可持续的美好生活方式,而孩子正是营造生态社区的重要推动力之一。


2018年2月,吴秋玲团队在广东汕尾与学生尝试共建自然学校。



一度厌学的她,想用“社区”改变世界


“其实我在中学有过厌学的阶段,甚至到了因病逃学的地步。”吴秋玲说。那时候她被印度哲学家克里希那穆提的思想所吸引,对传统的教育体制产生了质疑:“为什么体制内的学习带来这么多的恐惧?自由是什么?为什么不能让学生来决定学校是什么样的?”在老家泉州,她从小跟着学佛的母亲参与一些公益活动,例如给工厂中的流动家庭捐衣捐物,但当她看着原本清澈的河流,因为附近服装加工厂的乱排乱放,变成了“黑龙江”和“牛奶河”,她感到自己需要做得更多。


“改变世界”的念头在吴秋玲的心里扎了根。2009年,上大一的她接触到华德福教育,发现原来还有更多可行的解决方案,后来参加了创行(当时叫SIFE),并通过埃塞克(AIESEC)的国际志愿者项目,跑去印度浦那支教了一两个月,2012年下半年又拜访了马来西亚和泰国的生态村,在那里学习了朴门永续(Permaculture)的设计理念,并第一次接触到“生态社区(Eco Community) ”的概念,她意识到这是加速改变世界的关键词之一。


吴秋玲在泰国参与盖自然建筑


2013年,吴秋玲从大学毕业后,在上海开始了第一份工作。那是一家来自加拿大的社会企业,彼时刚落地上海不久,着力于培养青少年的国际领导力,曾有不少海内外明星为之站台。他们的工作是带中学生到世界各地的贫困地区做社区建设,从肯尼亚、厄瓜多尔、印度到国内的农村。这些孩子往往家境不错,但并非都是心甘情愿来参与的,有一次在肯尼亚,一个男生当面抱怨道:“为什么不让我在家打游戏?我一点儿都不想参加这个活动,是我的父母逼我来的!”这让她开始反思:整个项目设计是否能结合学生的真实需求?虽说学生通过领导力培训拓宽了视野,但当他们回到自己的城市和社团中,如何才能带去切实的改变?


带着这些疑问,五年间,吴秋玲逐渐从社会企业转向环保类的公益机构,负责项目的设计和执行。工作之余,她也以志愿者的身份,活跃于大地之舟(Earthship)、女性独立影展、上海茶修班、慈善音乐会等公益项目中。这些形形色色的经历,让她逐渐意识到,生态社区的营造并非只有自上而下和社会组织带头这两种方法。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,人们的精神需求也水涨船高,他们有意愿、有能力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中去,如果能调动公众参与自治,关注社区自组织中每个人的个人成长,同时满足短期需求和长期需求,现有的社区群团就能不断发展壮大。因此,从赋能到将权力归还公众就变得越发重要。


吴秋玲团队的愿景



用一场“花椒计划”,为贫困社区赋能


2017年5月,吴秋玲在上海创办了社会企业Upbeing,从中小学生和老人群体这两个相对弱势的群体入手,带领学员做社会创新方面的项目式学习,并将部分营收用于推动生态社区的公益机构UpSociety(生态协力社)上。同时,她也计划整合两到三种组织形态,来推动线上平台“行动村”的建设,这是一个普惠、开源并具有包容性的网络,以城乡融合为目标,为贫困地区的人群赋能,推动当地生态村的建设。


同年8月,吴秋玲带着两名Upbeing团队成员,一路跋涉前往海拔2200米的川藏高原,那里的丹巴腊月村居住着最古老的藏族支系——嘉绒藏族,至今保留着独特的传统文化,包括藏秀、藏寨、跳锅庄、嘉绒藏语等,但随着汉化的加深,锅庄的舞步正在变得陌生,而美得令人惊叹的民族服饰,也只有年长的女性才会每天穿着。


四川藏区的丹巴腊月村 



在灯光昏暗的土坯房里,吴秋玲组织大伙儿召开了一场特别的村民大会,参会的多元利益相关方主要是学生,也有当地合作社、老人和女性,有些人的汉语不太流利,但都争先恐后地发言:“我们的职业选择,只有公务员、老师、医生和外出打工做苦力。”“来这儿旅游的人乱扔的塑料袋,牛吃了会死,这对我们是很大的损失。”“我们种的花椒再好,没有销售渠道,只能贱卖给那些商贩,任他们宰割。”“可能再过几十年,我们的民族文化就丢失了。”


吴秋玲并没有在一开始就宣布,她的团队是过来帮助他们“建设生态村”的,对大部分村民来说,这个目标太抽象了,不如先让他们打开话匣子,你一言,我一语,有了改变现状的想法,再引导他们去接近目标。她发现,虽然村子里有不少问题,但这里的村民有种惊人的凝聚力,一户人家造房子,全村人都愿意跋山涉水过来帮忙,而且分工明确,效率特别高,这比城里人说的“共创”精神还更加实在和接地气。




村民大会合影


大会上的讨论让村民们的愿景变得清晰起来:老一辈父母不用远赴他乡做苦工,村里的农产品能够卖个好价钱,村里不再有垃圾,不再有死牛,美丽的嘉绒藏族文化能够被被年轻一代传承下去……“把腊月村建设成一个更美好的生态村”,他们的诉求也正是吴秋玲团队的初衷。


会后,当地的8个中学生和大学生组成了生态村建设小组,在吴秋玲团队的指导下开展行动学习,趁热打铁地提出了“花椒计划”,即绕开中间商,通过线上众筹的方式探索新的销售渠道。村里曾当过教师的四爷爷帮他们写文案,会画画的大婶帮他们画简单的外包装图,因为没有4G网络和电脑,他们必须下山找网吧,通过城市的引导员远程指导,一步步完成网络操作,并很快实现了众筹目标。


腊月村的学生们



众筹成功


“我们的目的是先模拟行动村搭建起来后社区众包的场景,来共创一个项目,证明弱势地区的学生和村民也可以有效自治,赋能和协作比捐学校也许更有意义。这其中,以当地力量的参与为主,从眼前能做的事情做起,在行动中建立自信。行动过程着重在创造经济上的独立自主,并与当地文化进行结合。”吴秋玲认为,这次众筹的成功,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他们在上海建立好的社群网络,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形成了共创关系,大家以购买的形式支持当地社区,在众筹成功后,设计师志愿者Tony承接了设计包装的任务。“我们的成就感不是来自项目的成功,而是围绕个人的成长,项目的失败本身是允许的,而个人的反思与自我迭代更加重要。”


自Upbeing成立以来,由学习者发起或参与的项目已达到493个,包括环境与健康、文化艺术、优质教育、弱势群体赋能、动物保护和社区营造六个方面,涉及20多个地区和城市(包括一些国际项目,跨国学生基于全球议题行动学习),直接受益人群超过1.5万人次。2018年,吴秋玲拿到了阿拉善SEE基金会创绿家项目的20万元资金,用于他们酝酿已久的线上平台“行动村”的搭建和生态社区教具的设计及社区创新教室的建设和复制等。


2018年初,民政部下发了《关于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意见》,其中提出:“力争到2020年,实现城市社区平均拥有不少于十个社区社会组织,农村社区平均拥有不少于五个社区社会组织,并将支持社区社会组织承接社区公共服务项目。”吴秋玲说她赶上了一个好时代,社区能够提供很多机会,并且可复制性强,通过社区来撬动社会,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愿景,对年轻人来说也是比较接地气的路径。她希望有更多人能参与其中,这个过程本身既包含了激发个体的潜能、通过集体影响力参与社区改变,也包含了隐藏的那条线:把权力还给公众。


“以前是英雄主义的时代,一个人是英雄,但现在的英雄是一个社区,一群人是一个英雄。”她坚定地说。


即将于近期上线的“行动村”



注:文中配图由吴秋玲提供,版权归Upbeing所有。





由吴秋玲创立的Upbeing是第八季创绿家伙伴,获得阿拉善SEE基金会20万元资金资助,用于他们酝酿已久的线上平台“行动村”的搭建和生态社区教具的设计及社区创新教室的建设和复制等。


“创绿家资助计划”致力于发掘和支持有组织化意愿的初创期环保公益团队,尤其是那些对环境社会问题具有强烈的使命驱动力和专注度的团队,以使更多优秀环保组织出现,从而推动环保公益的行业生态更加健康、多元,最终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。


从2012年启动至2018年8月,共资助了277个初创期环保公益组织,资助总额超过2700万元。这些“创绿家”们分布于全国31个省份和地区,活跃于生态保护、污染防治、环境教育、垃圾减量等多个环保相关议题。




-The End-